第2章泓慧能源荣获2022年度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
易便是或为阴，或为阳，如为春，又为夏。
在这个意义上，儒家之于当代政治的价值更多地在于批判而非建构。不消讲，任何现实社会与价值理想之间总是存在张力的，而价值优先的性格决定了儒家在根本意义上乃是一种批判现实主义，亦即基于理想批判现实。
王楷，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、博导 本文载《社会科学》2021年第12期 进入专题： 儒家 义命观 。约言之，荀子不仅关注道德之于存在的形上意蕴，而且重视道德之于社会的现实功能。在这里，王公士大夫之子孙可归之庶人，庶人之子孙可归之卿相士大夫。信如是，则吾人对于儒家的现代角色应有一个合理的心理预期，以免两误。不过，当下的政治实践又非完全脱离价值取向的便宜从事，而特定的价值取向则源自超越于现实社会之上的理念层的文明传统。
儒家当然珍惜自然生命，只是在难以兼顾的极端情形之下以道德作为优先的选择：避患而不避义死。而后者关注的则是自我内在的精神层面，着意于德行的培壅和人格的完美。义有七体之一整齐撙诎，以辟刑僇，就已将守法的内涵包含在义之中。
《颜渊》讲:政者，正也，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?《孟子·离娄上》讲:君仁莫不仁，君义莫不义，君正莫不正，一正君而国定矣。何为化?渐也，顺也，靡也，久也，服也，习也，谓之化。儒家重视君主以德化民，相信君主个人美德的感染力。三、爱利、教化与刑赏 王晓波提出了外铄论和内蕴论的区别，前者承认人的行为为客观的外在因素所决定，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属于外铄论;后者承认人类行为决定于个人主观的意识或意志，主张正心诚意的儒家属于内蕴论。
儒家的思想蕴含了对立法道德性的要求，而韩非的思想则有以法改造道德观念的意图。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则能有耻且格。
可以说，《管子》在儒家德教之中融入了法治的因素，通过德教可以培养民众对法的认同感，并能够自觉依法行动。耻是一种重要的道德情感。治国应从人性出发，满足人的欲求，方能得民心。故法者，王之本也;刑者，爱之自也。
《管子》对人性的理解与三晋法家接近，其教化理路偏重于外铄，而不是内蕴，其成德路径主要是由外而内。荡荡若流水，使人思之，人所生往。夫民不心服体从，则不可以礼义之文教也，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。有耻和无耻相对，格和免相对，免指行为上能够免于刑罚，格也应从行为的角度来理解。
《牧民》讲:民恶忧劳，我佚乐之;民恶贫贱，我富贵之;民恶危坠，我存安之;民恶灭绝，我生育之。还有一处值得注意，《管子·立政》讲:全生之说胜，则廉耻不立。
上好勇则民轻死，上好仁则民轻财。儒家的思想蕴含了对立法道德性的要求，而韩非的思想则有以法改造道德观念的意图。
国家的治理者想要民众有礼、有义、有廉、有耻，就应该要求民众从谨守小礼、践行小义、修养小廉、整饬小耻、禁止微邪做起。……欲民之有廉，则小廉不可不修也。[13]彭林，2018年:《〈仪礼〉堂廉、堂深考》，载《中国史研究》第2期。《五辅》中提出德、义、礼、法、权五大治国纲领，并提出德有六兴，义有七体，礼有八经，法有五务，权有三度，其中的德有六兴包括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。《商君书·更法》讲:法者，所以爱民也。《去强》讲:重罚轻赏，则上爱民，民死上;重赏轻罚，则上不爱民，民不死上。
与礼通过礼节仪式、行为规范培养道德品格相比，义强调将特定的道德品格转化为道德行为，以恰当地处理不同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务。君主的价值取向会引导民众形成相应的价值取向、好恶追求。
荀子虽然重法，但更重视礼义之教的化性作用，他的礼教、礼治仍应归属于德治。[4]冯友兰，2001年:《三松堂全集》第6、7卷，河南人民出版社。
(见高尚榘，第41页)格应指行为正当。《管子》认为道德与法具有一致性，通过道德教化养成良好的风俗，民众就会守法听令，刑罚就可以减少使用;重视君主的道德品格在化民中的作用，认为君主以法约束自身并严格执法，可以引导民众敬畏并遵从法律。
(见黎翔凤，第723页)这种爱基于血缘，但可以扩展到君臣和君民之间。但是，他反对以此来要求和处理君臣关系和君民关系。《管子》认为道德与法具有一致性，因此，通过道德教化养成良好的风俗，民众就会守法听令。《五蠹》讲:人之情性，莫先于父母，皆见爱而未必治也，虽厚爱矣，奚遽不乱?今先王之爱民，不过父母之爱子，子未必不乱也，则民奚遽治哉!父母爱子女，却未必能够管好子女，君对民的爱无法超越父母对子女的爱，也就更无可能依靠爱民来管理好民众。
《管子》关于礼、义、廉、耻的教化既重视外在的道德行为，也重视内心的道德情感，是对孔子思路的继承，将耻列入四维之一也可以说是对法治的民免而无耻这一弊端的弥补。君臣之间没有父子亲情，二者是纯粹的买卖和利益关系。
[14]宋洪兵，2015年:《论先秦儒家与法家的成德路径———以孔孟荀韩为中心》，载《哲学研究》第5期。但是，如果人们服从法令只是基于利害的计算，在可以通过不守法令而获利的情况下，法令就会被抛弃。
如果违背法令者得不到处罚，依照法令行事的人却有了罪过，这是君主对法令的不敬畏、不依从，会造成百姓不敬畏法令、不依法行事。无邪行和无淫事是行为上的正当，可见此处所讲的教、训的目的偏重于规范外在的行为。
然后用法令来约束，用奖赏来激励，用刑罚来威慑。韩非主张以法为教，将教化的内容限制为法令条文以及对法令条文的解释，使法令成为人们唯一可以知晓的行为标准，并以法为标准建立起人的是非观念，进而配合相应的毁誉评价，从而实现民众的守法自觉。义即适宜、适当，是正确行为的准则。习指习惯，礼、义、廉、耻的教化转化为人自然的、无需刻意的行为习惯，这就是化的实现。
可见，厚爱利足以亲之属于此处的德。可以说，作者并没有致力于在人性中寻找道德的萌芽或道德的根据，亲戚之爱是否能够通过由内而外的路径成就普遍的道德，尚未得到明确和细致的阐发。
《君臣上》讲:君据法而出令，有司奉命而行事，百姓顺上而成俗，著久而为常。此处也明确讲到了六者既布，则民之所欲无不得矣，德能够满足民众的欲望。
《法法》讲: 凡民从上也，不从口之所言，从情之所好者也。《侈靡》讲:若夫教者，摽然若秋云之远，动人心之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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